沉痛悼念哲学家余敦康先生

根据相关人士权威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敦康，于公元2019年7月14日清晨在北京家中去世。余敦康曾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职。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学术专长为中国哲学史，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建树，但主要集中在儒学、玄学、易学三个领域。除学界公认的思想深刻、视角独特，同时具有文字训诂学、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功力。

余敦康先生

如此一则官方味道十足的消息或许并不能说尽先生的一切，甚至不能说终结了老先生符号学意义上的生命。也许，只为老先生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还远不足以归结余敦康为学界、为哲学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法国著名（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2001年9月，亦即21世纪之初到访中国时曾称：“中国没有哲学！”不论其真正的意涵如何，德里达的断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学界的看法。如果真如德里达所言，中国没有哲学，自然也没有哲学家。但是，余敦康先生的一生当得起“哲学家”这三个字。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号对于余先生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老先生曾言：“我对时代的哲学思考一刻也没有怠惰！”保持对于世界的好奇，坚持对于世界的追问，沉淀对于世界的思考，成了余敦康一生最大的功业。

青年的哲学学习

1930年5月，余敦康出生在湖北汉阳的一个中等家庭。当时的汉阳是九省通衢的地方，城市交通发达便利，人员信息往来频繁，为余敦康幼年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1951年，他21岁时毅然决然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正好赶上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所以他在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后，武汉大学哲学系就并入北京大学，他也随之转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1955年，余敦康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服从组织的安排分配到了天津一所中学教学任教。然而，那时的他为中学生任教似乎难以满足内心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在一年以后，即1956年，他又回到北大哲学系攻读研究生。

年轻的他在受到心灵的震动之后，寻找着思想的出路。由于某些原因，在读研期间，余敦康被划成了右派，可以说人生遭受重大挫折，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之中。怎么办？能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余敦康在精神的深渊中挣扎着，在思想的幽暗处摸索着。他非常用力地以更为深入、更为冷静的哲学思考来分析他所处的大时代和处在大时代之中的自身。

中年的玄学苦旅

哲学给了余敦康一个精神的栖息地，一股生命的动力。之后，余先生在北京的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在北京大学做着繁复的文献整理工作，1969年后又被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担任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中学教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生存和思想的艰苦磨炼中不断地拓展着生命的宽度，增加着生命的厚度。当他回忆这些模糊的岁月时，他动情地说道：“我埋头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使人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而我内心所崇尚的价值理想却愈加坚定，我对于时代的哲学思考和学术的钻研一刻也没有怠惰停止。”

在二十七岁到五十岁这段中年的时光里，他用心思考，不断地用哲学的理性冰冷那颗曾经为时代激情燃烧的心灵，沉潜下来，再沉潜下来！劳动、读书、思考、反思、体悟，时间如涓涓流水不停地向前，生命的体悟最终与精神的思索有了结合点，他的生命仿佛就是魏晋玄学的最佳诠释。

魏晋玄学

1978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开始做专业的思想研究。这也正是余先生自青年求学时就曾有的人生抱负。

从1978年进入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到1997年，他除了玄学思考、研究外，学术兴趣逐渐转到了易学史的领域，围绕着先秦易学、两汉易学以及魏晋易学做出了极富创见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

晚年的教学生活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余先生的《魏晋玄学史》，2016年该书再版。这部书倾注了他太多太多的心血和情感，也是他对玄学情有独钟的明证。

2002年到2014年，老先生虽然已从社科院研究员的位子上退休了，但并没有停止他的哲学研究，有几本相当重要的专著都是退休后出版的。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去给北大的学生讲课，看到中国的顶尖学子在自己的课堂上思想日新月异的样子，心情大好，十分高兴。

北京大学

2014年，84岁高龄的余敦康然后坚持去北大做了最后一场讲座，题目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颇为有趣的是，在余先生的最后一场讲座上，余先生讲的却是起源，生命的结尾和哲学的起源首尾相连。

2019年，余先生以89岁高龄仙去。走笔至此，不禁潸然泪下，泣涕如雨。晚辈学人如我等，沉痛悼念哲学家余敦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