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同端木结合是堕落“深渊”？非也，这一切只是外界的揣测

萧红同端木结合是堕落“深渊”？非也，这一切只是外界的揣测

何文说萧红同端木结婚，“再次沦入绝望的深渊”。这种看法在过去很长时间流传着，但这又与事实严重不符了。萧红与端木相识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感情之舟的颠簸，因而在选择端木的问题上是理智的。最早发现萧红与端木情感走向的是聂绀弩，他曾提示萧红说：“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而萧红的回应是：“在要紧的事上我有！”这“要紧的事”当然是指在处理与萧军、端木的关系上。

可见，萧红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对萧军快意的“复仇”，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端木固然不是“暖男”，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在经历了萧军一定程度的家暴和感情的不忠之后，端木这样儒雅的“文艺男”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然后呢？然后萧红就掉进“深渊”了吗？非也。

我们常看到一些对端木不利却严重失实的资料，典型的有绿川英子的《忆萧红》，其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为难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

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绿川英子在上海和重庆两度与萧红有过短暂的相处，但她从未在武汉与萧红有过交集，那么在“武昌码头”的一幕就纯粹是想象出来的。

问题是，对于这样连作者本人都承认是想象的一幕，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呢？此无他，因为情绪化的表述易于引起共鸣，在同情心的驱使下，端木这个“施虐者”就成了发泄愤恨的对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信以为真”了。

再比如章靳以的《悼萧红》，文中说：“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这里的“D”指的是端木。

别的且不说，章靳以是怎么知道端木的作息时间的？尽管他是端木复旦大学的同事兼上下楼的邻居，也不见得就了解端木的坐卧行止等私密的事情吧？更绝的是，若按章靳以提供的这份作息时间表，端木每天睡眠在十八个小时以上，这是只有婴儿才有的状态啊！让章靳以这么一说，好像端木整天不授课、不编刊、不写作，整天沉醉无何有之乡似的。

要知道，当时端木可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授课，同时还兼任《文摘》副刊主编。此间端木的创作极为勤奋，据曹革成编撰的《端木蕻良年谱》记载，端木在渝期间创作短篇小说十余篇，长篇小说一部，此外还有一些诗文，著名的抗战歌曲《嘉陵江上》，就是根据端木的同名诗歌谱曲而成的。章靳以如此拙劣的撒谎，已经不是简单地给端木“画漫画”了，简直就是肆无忌惮的污蔑。但遗憾的是，人们也愿意相信他指责端木的种种不实之词。

周鲸文比较熟悉萧红和端木在香港两年的生活，他说：“两人的感情基本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

这两种性格凑到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判断。我们不能根据一时一事，甚至夫妻之间的一句抱怨、一句戏言来判断他们的感情，而要从总体上体察。

萧红和端木结合后，两人佳作频出，在当时很引人注目。虽然他们只有四年的共同生活，但这四年恰恰是他们创作的丰产期，其中在香港的两年，更是他们弥足珍贵的黄金时代。就说萧红吧，她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都是在香港完成并发表的，她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之一《旷野的呼唤》是在香港出版的，她的四部散文集中的两部也是在香港出版的。

这恰恰印证了端木说的一段话：“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和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萧红和端木的结合虽然还算不上是美满姻缘，却称得上是一对文学生涯中相师共勉的同路人，而绝不至于像何文说的那样，萧红由此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