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遇害案件社会成因的深度解析

江歌遇害案件社会成因的深度解析

引子

江歌在日本遇害已五年多。她的母亲江秋莲女士状告刘鑫（曾用名）一案出了判决。

判决结果给她的亲友和关注此案件的良知群众一些心理安慰。但她以生命为代价，保护着活下来“闺蜜”刘鑫，自始至终，对待已逝的她及她的母亲格外冷血。

媒体报道：“审判长当庭谴责刘鑫不感恩，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这“谴责”，实际上超出了司法人员的职权范畴——因为众所周知，“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也就是说，司法人员管“法理之内”的事，“人情”则由社会的伦理道德约束。

刘鑫的行径和在法庭上的表现，能够令一位审判长强克制地如此愤慨，可见其“人情”已经“有违常理”到什么程度了。

江歌救了刘鑫，并为此离世，刘鑫为什么“不感恩”？不理解她的心理，便会像审判长那样生大气又不能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只好无可奈何伤身子。毕竟“不感恩”没犯法，法律惩治不着——媒体还报导“刘鑫案宣判取消：审判长突发疾病”，不知是不是气的。

“感恩”指“感念恩情”，通常被联用为“感恩戴德”。也就是说，感恩的人，心中有“恩情”。施恩则是一类“德行”；施恩的人，心中有“道德”——两者都是社会公德从古至今褒扬的对象。

无论“感恩”还是“施恩”，都要有“心”。有“心”才知荣辱、生感情、沐美感；才念“恩情”——“心”是什么？为什么刘鑫的，似乎没了？

1. “附着感”丧失，江歌案最隐秘的“心理杀机”

我们的感情，通常无声无息、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形成；也有莫名感动，心绪纷扰、汹涌澎湃地发生，让我们稀里糊涂陷进去的；网上把这称之为“破防”。

感情分为很多类型，又因无限丰富的契机触发。无论怎么发生，其中关键的主观感受是“走心”——据此，我们可以反省自我情感、辨析他人感情的生成。

“心”怎么“走”？如果穿透情感发生的表象，会发现一条规律，即所有满足我们“需求”的对象，都能引发我们的“好感”；反之，则令我们“反感”。

前者加深：我们感动，眼圈发红，泪光闪闪，潸然泪下……后者加深：我们讨厌，厌恶，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中间态的，比如被“撩”，还有些中意对方，于是我们既感到被冒犯，又以为被欣赏，噘嘴、跺脚、嗔怒，别过头去窃喜，羞答答地生气。更复杂的态，会令我们纠结、烦乱、百感交集等。

我们有哪些需求呢？太多了！家里有的，商场摆的，街上逛的；陆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白天阳光普照的，夜晚星月辉映的，历史遗留、传承的，未来科幻预言的；现实的，虚拟的，感受的，想象的……我们都想拥有，抓紧享用，努力追求！

正因如此，着眼于人，分析人的需求，无异于坐井观天、沙漠觅泉、大海捞针，无法参透。只有追溯生命本源，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入手，才可能挖到我们需求的“根”，发现普适规律，识破“好感”的陷阱，救活我们的感情。

原初的生命形式是单细胞生物。地球之外，有限的科学实证范围内，尚未发现其它生命和文明存在。以二者为依据，我们可以推导出，生命依托地球；原初的单细胞生物不管诞生在地球什么角落，其周边的环境必定适合它“降生”，是“适宜的”。

原初的单细胞生物不能行动，也没有感觉和意识。其时，它们的需求只有两层、四类，即“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前者比后者更基础。因为没有前者，后者即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

“依赖需求”指生命依托适宜的环境活下去的需求。它最初表现为单细胞生物趋从环境求生存，仿佛其体液隔着细胞膜、细胞壁与周边环境相互渗透而逐渐统一。后来一些物种，典型的如枯叶蝶、竹节虫、猫头鹰等，外观与它们栖居的环境相仿，即源自它的驱力——生物学将之定义为“拟态”。

周边环境中包含诸多要素，如水温、水压、水流，气温、气压、气流，地球引力和磁场，阳光的波段和频率，宇宙射线等。它们通常在短时间内，微弱变化；时间越长，变化越大；而且随地域、昼夜、季节等不同，依照周期规律性变化——单细胞生物必须适应周边环境完整周期的变化，才有机会活到裂变或共生，持续演化。

待到生命日益繁荣，相对于个体，其它生物成为环境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体不仅“依赖”周边的同类，也“依赖”其它物种。不过要命的是，同类之间、不同物种之间，为“抢夺”适宜环境的行为也日益激烈：植物抢阳光，动物夺领地——动物的行动随机性强，弱者通常还未掌握强者的行动规律，就呜呼了。这使得个体“依赖”环境的难度，呈几何量级增长。

所谓“适宜”，首先指各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幅度，摇摆在一定“区间”，并适合单细胞生物生存；左右超过区间，则“非适宜”，如同后来气温太高或太低，令我们酷热难耐，或瑟缩发抖一样——其次指生命不同个体之间，相安无事，互不袭扰，类似“核恐怖平衡”。

更高层次，则指生命个体之间，既相互“依赖”，又互有攻防，形成规律性变化的态势，而其“态势”，已被个体适应——特殊情势下，比如遭遇奇袭，环境的“适宜”瞬间跨过“非适宜”，直接恶劣；倘若应变能力抵不住，结局往往非死即伤。

“依赖需求”对生物“求生”的驱力，可分为四档：

一是“全依赖”，指我就待在“适宜的”环境里，环境“非适宜”，我就不活了——就像鱼、虾离开水必死，蚯蚓离开潮湿的土壤必亡。

二是“找依赖”，指我就待在“适宜的”环境里，环境“非适宜”，我就离开它找“适宜”的，找不到就越活越没生气，萎靡至死——候鸟迁徙，即是典型。

三是“强依赖”，指环境“非适宜”，我“改变”它，改得和原来一样“适宜”——鼠、蚁挖洞，蛇、虫依穴，飞鸟筑巢，都属于这种类型。

四是“弱依赖”，指环境“非适宜”，我也“非适宜”，如“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变——当我与环境匹配后，“非适宜”就转化为“适宜”了——蜗牛背壳，龟、鳖覆甲，蝙蝠“夜视”等，皆源于此。

四档的本质相同，都是生物个体自发地以其生命体征，朝趋从适宜环境的方向发展。区别在于，前三档“固执”于久已习惯的适宜环境，表现为“守旧”。第四档通过改变自身，适应“非适宜”环境，很像“独立需求”满足的表现——但它不是。

必须着重辨析的是第三档“强依赖”。微生物、植物等能“改变”环境，但靠的不是个体，而是成片的水藻，一望无际的野草，铺天盖地的森林等。大多数动物顶多挖洞、扒窝、连穴、搭巢——能“改天换地”的，只有人类。

我们“改造”环境，同时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这就不仅“依赖”，而是偏向“独立需求”的满足了。但“强依赖”的“改变”环境，只是“复制”，结果还是趋从环境，自我和以前相差无几。

回到当下，追忆往昔。我们婴幼儿时，如同单细胞生物，几乎完全被动地“依赖”家长为我们营造的环境。感到不适，只能啼哭引起大人的注意，为我们改变环境，回归“适宜”。

再大些，行动能力增强，我们会“找依赖”、“弱依赖”。至于改变环境的“强依赖”，通常我们提要求，大人为我们做。直到成年、上大学，对于环境的改变，我们距离“创造”环境适宜自己的程度，很遥远。

在外地上学：天气冷了，枕头硬了，宿舍的空气不清新了……感到不适宜，我们即刻想到的是向家长要钱，扫码转账解决。这看似是我们独立自主地改变了环境，其本质，仍旧是是对久已“习惯”的适宜环境，以及去银行转账的家长的深深依赖。

有些“依赖”我们带不走。比如“家”的依托感，熟悉城市的依托感，父母、家人近在咫尺的依托感……尽管新城市更繁华，学校比“家”大，师长、同学待我们也亲和，但总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萦绕在我们心底——这种情势下，我们通常迫切地渴望与周边人建立比与父母、家人更亲密的关系，以补贴“无家可归”、远离乡土的失落。

闺蜜、情侣、老铁……都是异地学子“情不知所引起，一往情深”的人际关系。我们把这当成感情，但其中最深刻的生理、心理需求是“依赖”。只不过根据各人及具体情势不同，有的依赖别人深些，有的被别人依赖深些，有的各取所需——这类关系一旦确立，看似如胶似漆、生死不渝、两肋插刀，却经不起震荡。

“依托感”是我们存活的底线，具体可分为舒适感、踏实感、依靠感、附着感等。到了“附着感”，已如同我们扒住一段挂满冰凌的悬崖往上爬，对方冷眼相向，我们稍有不慎就坠落深渊的感觉。

我们怎么会无所附着呢？地球在转，大地广袤，城市繁华，人潮汹涌……会的。如果我们像陈世峰一样性格孤僻，独自在异国上学，不被人待见，身无长物，只有一个刘鑫与我们“情深意切”缠绵了许久，却突然对我们冷若冰霜，极力要弃我们而去，让我们再也看不见、摸不到、呼吸不着气息……我们就被搁在了悬崖的冰凌上，地球、大地、城市、人群遥不可及——我们连为奴、乞讨、祷告的希翼都感觉无处着力。

陈世峰被“生无所依”的巨大失落感笼罩，心被抽空，外部压迫陡增，呼吸艰难，如一个细胞被虚无卷裹着挤压，唯一的落脚便是刘鑫。他已生无可恋，但害怕死亡，没有勇气独自面对；即使死去，也要带刘鑫一起，扯住一丝黄泉路上有人陪、有所依的感觉——这是江歌案最隐秘的“心理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