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

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还有句流行语叫，是非交由历史。这两句话是有补充关系的，因为有些人不是盖棺就可定论的，还得交给历史去评判。例如司徒雷登。

他10次往返美国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建立燕京大学。燕大33年间，其任校长27年，在不到一万名毕业生中，为中国培养56名院士。他提倡学术自由，支持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示威，后因保护燕大学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还被日本囚禁三年。

在1946年仓促上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备受尊敬。他的父母年轻时即来中国杭州传教，他也出生在杭州，童年在此度过。后来回国接受教育，于1904年返回中国继承父母的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教。

与别的传教士不同的是，司徒雷登很有远见卓识，他意识到教育之于传教以及中国的重要性，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而他在华的事业巅峰，则是一手筹办了燕京大学。为筹办燕京大学，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乞讨”于美国社会各界。

关于这段经历，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每次踏上‘乞讨’之旅，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后，司徒雷登心中就升腾起一个梦想——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他这样写道：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

这种绝对超前的教育理念，源于司徒雷登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视野，更因为他对中国的理解和热爱，他说，“此举的最大益处，即是在整个校园内培养一种气氛，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因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

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燕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气氛宽松自由。司徒雷登曾这样毫不谦虚地说：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

这位燕京大学之父广受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敬爱，曾受教于燕大的冰心用温馨的笔调描述道：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庆寿宴会。当时北平名流几乎悉数到场，司徒雷登高兴之余发感慨，“人只要熬上六十个年头就可以尽情享受盛宴”。这自然是谦虚之言，他的备受尊敬源于他对中国的爱和贡献。

令人惋惜的是，燕京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被分拆；令人欣慰的是，其形散而神未消，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1949年后，共有56个院士出身自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在他身上曾发生一段惊险剧：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当天，他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两天后被释放，失去自由三年八个月零十天。

被囚期间，每天晚上司徒雷登都和同监玩拼字游戏，以保持精神不致萎靡错乱。后来《时代》杂志为此专门撰文描述这段日子，标题叫：拼字一千五百夜。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被抓，说明日方是有预谋的。但司徒雷登穷尽一生也未寻觅到自己被囚禁的真正原因，他私下的揣测是：日本军方无法理解像燕京大学这种机构，怎么能仅仅从私人慈善和宗教热忱出发来中国从事教育事业？我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走狗，腐化中国青年的心灵，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控制。把我隔离起来，燕大的影响力也就会土崩瓦解。

在后来得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身在软禁中的司徒雷登不仅为日军的行为叫好。多年以来，他都在暗中为燕京大学董事会发送报告，提醒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劝美国人尽快行动，否则后悔莫及。但令他失望的是，美国方面始终无动于衷。

在他看来，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极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打醒我的国人，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我最终结果就不会过于担心。日本人对美国人的脾气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偷袭珍珠港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得不偿失的胜利。”

司徒雷登用中国一句谚语总结日本的冒险：聪明反被聪明误。

事情不出他所料，珍珠港事件改变了美国的中立立场，使美国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来，为战争的提前结束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获自由后的司徒雷登大发感慨，“其实对于我们三人（同监）来讲，头等大事是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残暴的压迫。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整个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痛苦回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牺牲，将邪恶的军国主义野心永远打入了地狱。”

重见天日后，司徒雷登去美国修养了一段时间，1946年4月底返回中国。此时的他根本想不到，将有比创办燕京大学更艰巨更有意义的任务在等着他。他的伙伴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初就来中国了，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他的任务是结束国共内斗局面，帮助战后的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素来反感外来势力干预内政的中国人，这次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到来，普遍表现出欢迎姿态。司徒雷登的解释是：原因在于这一举措本身的目的十分高尚。他并毫不保留地客观评价道，“美国人做事，总是一面拥有真诚高尚的目的，一面又强烈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司徒雷登看来，美国的利益在于，“如果中国能够建设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政府得到人民拥护，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起到稳定作用，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当时的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以及他们身后的美国政府，都未能预料到任务是如此的艰巨。马歇尔来华后，旋即就帮助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且在“友好、奋进的气氛中”达成了五个解决方案，一切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当马歇尔将军3月初启程回华盛顿汇报工作，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内乱。

原定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推迟到11月12日。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已于7月10日经马歇尔将军的推荐获参议院一致通过，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看重司徒雷登的中国通背景以及他在国共两党高层的丰厚人脉，期望他能够协助自己完成使命。年逾古稀的司徒雷登一开始是拒绝接受，但想到“既然他（马歇尔将军）的任务如此艰巨，所有他希望帮忙的人都应该乐意效劳”，最终于仓促之间接受了大使的任命。

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司徒雷登立即协助马歇尔将军，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其后事态之起伏，司徒雷登有形象之描述，“希望渺茫时，一些新的转机和理智的提议又让人重拾信心，但最后总会有一盆冷水浇下来，把一切熄灭。”

对于最终失败的原因，司徒雷登不无感慨地说道，“我这一生和无数人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任何对手能像国共双方那样彼此抱有极强的戒心。”

到1946年年底的时候，美国人感到了绝望，放弃了继续努力。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被召回美国。司徒雷登继续呆在中国，看着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步步溃败。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内，司徒雷登密切关注着局势变化，也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惋惜。他想起日军侵华后不久，当时他的老友前美国大使约翰逊对他说，我们就像观众，坐在第一排眼看着重大历史事件在面前上演，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进行观察分析。他当时就有些意见，美国的代表怎么能够仅仅当个看客？

司徒雷登伤感地说，“现在轮到我舒适地坐在豪华私人包间内，眼睁睁看着这场更加令人心碎的悲剧。”

他由此想到：抗日期间，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甚多的外敌入侵，英勇奋起反抗；现在却是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爆发的内战，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只能默默忍受，无力改变现状。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受召乘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此后再未能返回这个度过大半生、他所深爱的国家。

8月5日凌晨司徒雷登所乘飞机降落在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当天，美国发布白皮书。13天后，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搜索微信公众号【古典书城】或【gudianshucheng】，为您分享更多古典文化、历史等精彩内容。